尽管汉文帝对贾谊的才华依然认可，但此次回到长安，贾谊并未得到他期望中的重用。此时的朝堂人事已发生了很大变化：灌婴已病逝，周勃被赦免后返回了绛县封地，不再过问朝政，功臣集团的势力有所削弱。但汉文帝仍担心贾谊的改革主张会引起朝堂动荡，只是任命他为梁怀王太傅——梁怀王刘揖是汉文帝的小儿子，自幼聪慧，深受汉文帝宠爱，封地梁国地处中原腹地，离长安较近。汉文帝此举，既是对贾谊的一种安抚，也是希望他能好好教导自己的儿子，为汉朝培养未来的继承人。

担任梁怀王太傅期间，贾谊虽身在梁国封地，却始终心系天下，以“居安思危”的态度观察着汉朝的局势。当时，汉朝面临着三大危机：一是匈奴强盛，经常侵犯汉朝北部边疆，烧杀抢掠，而汉朝因国力尚未完全恢复，只能采取“和亲”政策，无法进行有效反击；二是汉朝建立不久，法规制度粗疏而不严明，地方官员执法混乱，百姓怨声载道；三是诸侯王势力日益膨胀，超越了本身的权力范围，占据的土地超过了古代制度的规定，淮南王刘长、济北王刘兴居都已因谋反而被诛灭，其他诸侯王也蠢蠢欲动。针对这三大危机，贾谊多次向汉文帝上疏陈述政事，这些奏疏后来被整理为《治安策》（又称《陈政事疏》）。在《治安策》中，贾谊以“夫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比喻汉朝面临的危机，主张“削藩”以削弱诸侯王势力，“强兵”以抵御匈奴，“明法”以整顿吏治，字字句句都体现了他对汉朝命运的深切忧虑。

汉文帝前元七年（公元前173年），淮南王刘长阴谋叛乱，事情败露后，汉文帝不忍心将其处死，便下令将他流放到蜀郡（今四川中部）。刘长性格刚烈，不堪受辱，在流放途中绝食自杀。汉文帝得知后十分后悔，为了弥补自己的过错，在第二年（公元前172年）将刘长的四个儿子都封为列侯。贾谊得知后，立刻上疏汉文帝，劝告他不要将刘长的儿子们进一步封为王——他认为，淮南王谋反是“大逆不道”之举，若将其儿子封为王，会让天下人认为“谋反者后代仍能富贵”，不利于维护朝廷的权威，甚至可能让其他诸侯王效仿淮南王，心生反叛之心。然而，汉文帝此时正处于愧疚之中，没有采纳贾谊的建议，后来果然将刘长的儿子刘安封为淮南王，而刘安在汉武帝时期也因谋反被杀，印证了贾谊的担忧。

汉文帝十一年（公元前169年），32岁的贾谊随梁怀王刘揖入朝觐见汉文帝。在长安期间，梁怀王骑马游玩时不慎坠马身亡——刘揖自幼体弱，又十分信任贾谊，贾谊对他的安危也极为上心。梁怀王的死，让贾谊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他认为自己身为太傅，没有尽到保护和教导的责任，常常独自哭泣，心情变得极为忧郁，身体也日渐衰弱。

梁怀王没有子嗣，按照汉朝的制度，他的封国应当被撤销。贾谊得知后，不顾自己的悲伤，再次上疏汉文帝，指出梁国地处中原腹地，是抵御东方诸侯王的“屏障”，若撤销梁国，一旦东方诸侯王谋反，朝廷将无险可守。他建议汉文帝为梁怀王立继承人，或将代王刘参迁到梁国，同时扩大梁国和淮阳国的封地，使梁国的封地北至黄河，淮阳国的封地南至长江，让两国连成一片，形成一道坚固的防线，抵御东方诸侯王的进攻。汉文帝这次采纳了贾谊的建议，下诏迁淮阳王刘武为梁王，迁城阳王刘喜为淮南王，并扩大了梁国的封地。后来，在汉景帝时期的“吴楚七国之乱”中，梁王刘武凭借强大的兵力坚决抵御叛军，为朝廷平定叛乱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贾谊的深谋远虑也得到了充分的印证。

然而，梁怀王的死始终是贾谊心中无法愈合的伤口，他的忧郁之情日益加重，身体也越来越差。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贾谊在梁国的官邸中病逝，年仅33岁。这位曾被誉为“汉之晁错”的天才政论家，最终没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带着满腔的遗憾离开了人世。

贾谊的一生虽短暂，却为汉朝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的《论积贮疏》《治安策》《吊屈原赋》《鵩鸟赋》等作品，不仅是西汉文学的典范，更蕴含着深刻的治国思想，对“文景之治”和汉武帝时期的“大一统”局面产生了重要影响。司马迁在《史记》中为贾谊单独列传，班固在《汉书》中全文收录了他的奏疏，后世的文人学者也常以贾谊自比，抒发怀才不遇之情。贾谊的故事，既是一个天才的悲歌，也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它告诉我们，在历史的洪流中，个人的才华与理想往往难以抵挡现实的阻碍，但那些闪耀着智慧光芒的思想，却能跨越时空，永远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