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太宗开明友善的民族政策带动之下，唐朝的中外关系同样迎来空前繁盛的局面。贞观中后期，四方远邦与周边政权的君长竞相派遣使臣入唐朝贡觐见，沿途驿道络绎不绝；每逢正月元日大朝会之时，前来朝拜的各国使节、首领常多达数百乃至上千人，万国来朝的盛景蔚为大观。依托强大国力、开放包容的对外理念，唐朝与亚洲各地建立起广泛而深入的官方往来，其中与印度、日本、朝鲜半岛诸国、吐蕃、吐谷浑、真腊、林邑等政权的交往尤为典型，既有和平友好的文化互通，也有军事冲突与战略博弈，共同构成了贞观年间复杂而立体的对外格局。

一、唐印交往：从文化互通到王玄策平定中天竺

7世纪初，与唐王朝同步走向强盛的印度，在戒日王尸罗逸多的征伐之下，逐步完成五天竺的统一，建立起强盛的中天竺摩揭陀国。唐朝与印度的正式结缘，始于玄奘西行求法。贞观五年（631年），戒日王召见玄奘，玄奘向其详细讲述了唐太宗平定四方、威震四海、安抚夷狄的赫赫功业，令戒日王心生向往，决意与大唐通好。贞观十五年（641年），戒日王首次遣使上书唐朝，唐太宗随即派遣云骑尉梁怀璥持节前往抚慰回访，中天竺亦再度遣使入唐，唐印之间正式开启官方使节互访。

贞观十七年（643年），为答谢摩揭陀国遣使通好、同时宣扬大唐国威，唐太宗正式组建22人使团出使印度，任命李义表为正使、王玄策为副使。使团途经吐蕃、泥婆罗，于同年十二月抵达中天竺曲女城，受到戒日王隆重接待。此后数年，使团遍历五天竺各地，巡礼佛教圣迹，考察风土人文，先后于贞观十九年（645年）正月在耆阇崛山勒石铭记，二月在摩诃菩提寺立碑留念，完成外交使命后启程归国。

首次出使极大提升了唐朝在印度半岛的影响力，天竺各国纷纷遣使入唐贡献方物。为送还各国使节，并专程前往摩揭陀求取制糖工艺，唐太宗再度派遣使团出使，由太子右率府长史王玄策担任正使，蒋师仁为副使。使团先行访问四天竺诸国，于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抵达中天竺，恰逢国内局势剧变：戒日王已然去世，权臣那伏帝阿罗那顺发动政变自立，一改此前对唐友好的国策。阿罗那顺见唐朝使团仅有三十余人，又携带了各国进贡的奇珍异宝，自恃地处偏远、唐朝鞭长莫及，遂派兵截击使团。王玄策寡不敌众，使团成员悉数被俘，所有贡品被劫掠一空。

身陷绝境的王玄策并未屈服，设法逃出后即刻向吐蕃、泥婆罗求援。吐蕃派出精锐千人，泥婆罗出兵七千骑兵，章求拔国亦派兵相助。王玄策率领联军反攻中天竺，一举击溃阿罗那顺主力，阿罗那顺弃城逃亡，最终被生擒押送长安。这场大捷震动整个印度半岛，天竺各国纷纷遣使入朝纳贡，唐印关系愈发紧密。唐太宗对王玄策的胆识谋略大加赞赏，将其擢升为朝散大夫。

二、与东南亚诸国的往来：真腊、林邑的朝贡交流

贞观二年（628年），真腊王国首次派遣使臣入唐，唐太宗体恤其远途跋涉的辛劳，厚加赏赐，令使臣携礼归国，两国自此建立稳定的朝贡关系。

地处中南半岛的林邑，在整个贞观年间多次遣使入唐，先后进贡驯象、金属锁链、五色织带、朝霞布、火珠、五色鹦鹉等珍稀特产，以藩属之礼维系与唐朝的友好往来。

三、唐日早期外交：首次遣唐使与国书礼仪之争

贞观四年，即日本舒明天皇二年（630年）八月，日本朝廷派出历史上第一次遣唐使团，以犬上三田耜为正使，学问僧药师惠日随行。使团于次年十一月抵达长安，唐太宗亲自接见使团一行，开启了中日官方正式交往。贞观六年，唐太宗任命新州刺史高表仁为使臣，护送日本使节归国并回访日本。

舒明天皇得知唐使来访极为重视，亲率三十艘船只在难波港举行盛大迎接仪式。然而在递交国书的环节，双方因礼仪问题爆发激烈争执：高表仁坚持要求日本天皇走下御座，面向北方跪拜接受唐朝国书，以体现宗主国与藩属国的尊卑关系；舒明天皇则主张两国以平等之礼相待，断然拒绝这一要求。双方僵持不下，高表仁盛怒之下拒绝递交国书，直接率使团返航归国。因其处事失当、有辱国体，唐太宗将高表仁罢官，并罚没两年俸禄，以此惩戒。

四、朝鲜半岛地缘博弈：高句丽、百济、新罗的三方格局

（一）高句丽：从朝贡藩属到军事征伐

唐初，唐高祖李渊接受高句丽荣留王的称臣纳贡，确立了名义上的君臣关系。但高句丽始终暗藏敌意，国内仍保留着用隋朝阵亡将士尸骨堆砌而成的“京观”，以此炫耀武功；贞观五年（631年），唐太宗下诏令广州都督府司马长孙师前往高句丽，收敛、安葬隋军遗骨，才将这一侮辱性建筑彻底拆除。此后，高句丽在边境修筑长达千里的长城防备唐朝，同时频繁攻打与唐朝交好的新罗、百济，阻断其入唐朝贡的道路，致使两国多次遣使向唐朝控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