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止掌控中央禁军，李适更将宦官干政、监军地方的权力彻底制度化、合法化。贞元十一年（795年），他正式确立宦官出任藩镇监军使的定制，专门为各地监军宦官铸造专属官印、确立正式官制体系。

在此之前，宦官监军仅是临时派遣、无固定职权、无正式官印、地位有限。自此之后，监军宦官成为常驻藩镇的法定官员，代表皇权监察地方节度使、节制藩镇兵马、干预地方政务，地位尊崇、权责极大，能够直接制衡、弹劾甚至压制地方藩镇将帅。

德宗一朝对宦官的破格提拔、全权委任、制度赋能，彻底改写了中晚唐的政治格局。原本地位卑微、仅供宫闱驱使的刑余宦寺，自此手握兵权、口含天宪、代行皇权，从宫廷奴仆一跃成为朝堂中枢最核心、最强势的政治力量。

这场始于德宗的宦权膨胀，埋下了大唐覆灭的核心隐患。自李适之后，唐朝宦官权势滔天、肆意废立帝王、诛杀朝臣、把持朝政，晚唐数位皇帝受制于宦官，更有两位帝王直接死于宦官之手。后世史家定论的晚唐宦官专权、朝政黑暗腐败的核心乱象，其制度根源、权力根基，全然始于唐德宗李适的国策逆转，是其晚年执政最大的历史罪责。

除国策、宦权、藩镇三大致命弊政外，德宗中后期的用人昏聩、宠信奸佞、贬斥忠臣，进一步加速了朝政的腐朽崩坏。

建中年间，李适晚年心性昏聩、识人不明，极度宠信奸相卢杞。卢杞为人阴险狡诈、嫉贤妒能、结党营私、祸乱朝纲，凭借阿谀奉承、粉饰太平的手段深得帝王信任，独揽中枢大权、肆意排除异己。

在卢杞的构陷迫害之下，一众忠贞贤臣惨遭打压，一代忠臣、千古名臣颜真卿被其百般构陷、排挤外放，最终身陷乱局、含冤遇害。卢杞乱政不仅残害忠良、污浊朝风，更激化了朝野矛盾、加剧藩镇动乱，直接推动了建中年间战乱四起、天下动荡的局势，让本可稳步推进的削藩新政彻底崩盘。

时至贞元年间，李适依旧未改宠信奸佞的弊病，再度重用奸诈权臣裴延龄掌管国家财政、总领度支大权。裴延龄生性贪婪虚伪、欺君罔上、毫无底线，深谙德宗晚年贪慕财货、充盈国库的心思。

为迎合帝王私欲、博取恩宠，全然不顾天下久经战乱、百姓穷困潦倒、生灵涂炭的现实，不择手段大肆横征暴敛、搜刮民脂民膏，通过虚报赋税、巧立名目、克扣赈银、盘剥州县等种种卑劣手段聚敛钱财，充盈内库、取悦帝王，致使天下民生愈发凋敝、百姓困苦不堪，朝野积怨愈深。

当朝宰相陆贽，忠贞正直、心怀社稷、洞悉时弊，深知裴延龄奸诈锅*国、残民媚上的危害。他不忍江山沉沦、百姓受难，数次直言进谏、上疏力谏，逐条揭发裴延龄欺君罔上、结党营私、侵削万民的种种罪状，直言其“搜刮天下百姓之财，只为取悦帝王，致使天子积怨于万民，祸乱不远”，言辞恳切、字字忠烈、句句切中要害，极尽肺腑劝谏帝王亲贤臣、远奸佞、罢苛税、安百姓。

可已然心性偏执、刚愎自用、听不进忠言的李适，早已丧失早年纳谏改过的明君胸襟。他非但没有醒悟改过、惩治奸佞，反而厌恶陆贽的直言进谏、反感忠臣的忠言逆耳，执意偏袒宠臣裴延龄，最终下诏将一心为国的宰相陆贽贬谪外放、弃之不用。

忠臣蒙冤、奸佞当道，贤才隐退、宵小得志，自此贞元朝朝堂正气尽失、邪风横行，大唐中兴的最后一丝希望，彻底消散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