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韦格纳在听取发言之后，对身边的施密特轻声说：

“看到吗？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它能在不同的土壤中生长出适应不同环境的形态。

而所有这些形态，最终都将指向同一个目标：全人类的解放。”

这个判断，连同世界革命的积极图景，成为了1928年柏林大会留给历史的又一个深刻印记。

在即将到来的全球性危机中，东方战场与西方战场的革命进程，将如何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成为了所有与会者心中思考的重大战略课题。

来自印度代表罗易也提出了自己的困惑。

“韦格纳同志，您所阐述的通过经济建设和生活改善来赢得民心的道路，在德国这样的工业国或许行之有效。

但在印度，我们面对的是绵延千年的种姓枷锁、根深蒂固的宗教隔阂、以及英国殖民者精心构建的分而治之体系。

在这种环境下，强调物质改善，是否会淡化阶级斗争的尖锐性？

当一部分人生活稍有改善，他们会不会满足于现状，反而成为革命进一步深入的阻碍？”

会场安静下来，许多亚洲、非洲代表都看向讲台。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韦格纳沉思片刻，缓缓开口：

“罗易同志，您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原理如何与千差万别的具体国情相结合。

首先我要承认：印度革命的道路，不可能也不应该是德国道路的简单复制。”

“印度的特殊性在于，阶级压迫与种姓压迫、宗教矛盾、民族问题以极其复杂的方式交织在一起。

英国殖民者将这些矛盾制度化了，使其成为维持统治的工具。”

“在这种情况下，印度共产党面临的任务比我们任何人都更加艰巨。

你们不仅要反对资产阶级和地主，还要在思想上对抗千年积淀的社会意识，还要打破人为制造的宗教与种姓隔阂。”

“因此，我对印度革命的具体策略有几点不成熟的建议——”

印度党必须对本国社会结构进行比任何国家都更细致的研究。

种姓制度在不同地区、不同宗教群体、不同职业阶层中的具体表现是什么？

农村的柴明达尔制与城市的买办资本如何勾结？

哪些社会矛盾是首要的、哪些是次要的？没有这种深入的了解，任何革命策略都将是空中楼阁。”

“印共的同志们还要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在印度，单纯依靠产业工人是不够的，因为他们在总人口中比例有限。

必须将受压迫的农民、不可接触者、少数民族、进步知识分子、甚至那些在种姓制度中同样受压迫的中等种姓都团结起来。”

“要采取灵活多样的斗争形式。印度党应当被赋予充分的自主权，来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决定最有效的斗争方式。”

韦格纳最后总结道：

“共产国际对印度革命的指示是：

稳固当前形势，扩大影响力，缓步推进。

我们不期待印度在一夜之间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不现实的。

但我们期待印度共产党能够在未来五年到十年内将党的组织扩展到英国印度每一个省份，建立覆盖主要工业城市的工会网络，在农村发起有组织的减租抗税运动，在思想文化领域持续批判种姓制度和宗教蒙昧主义。